前段時間隨巫統大會而甚囂塵上的種族主義紛爭，紛擾了好一陣，最後也隨著大會的結束與過去而塵歸塵。一如往常，正反雙方都祗是百無聊賴地自說自話。針對漸趨極端的種族及宗教主義言論，有人想談中庸，但又說不出如何以中庸價值來正面回應對方的內涵。意義層次的落空，導致我們陷入雖（想要）中庸理性而不可得的窘境。提出問題之前，我們還可以問：馬來西亞為什麼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？

《一個馬來西亞，兩種社會契約？》是一本由三位學者——奧托曼、普都哲里、凱斯勒——合著的小書。他們研究馬來西亞政治多年，並且在這部書中，用「社會契約」的政治概念貫穿梳理了從建國初期至今，馬來西亞是世俗或回教國定位之演變，從而反思今日馬來西亞的社會分歧。

社會契約原本祗是一種解釋人與政府關係的概念，它主張：人類為了個人與集體的福祉，同意讓渡某些自由與權力予一小部分人手中，以獲得政治秩序的好處。另一方面，一旦政治秩序崩壞，公民有權利通過選舉等手段尋求改變。然而，這源自西方民主政治的核心概念，原本祗是經想像建構的公民與公僕的主從關係，放在馬來西亞新生的歷史框架中，各民族代表黨從英國手中接管馬來西亞的立約日，至今也不過才半個世紀而已。

臨近的歷史日子，客觀上提供了人們對「社會契約」予以具體化的空間。當初立約的時機、動機、條約等客觀條件，均默認為馬來西亞公民必須接受和同意的合約條款，並且在政治場域的論辯中，多次被世俗化及回教化兩大陣營招魂，以獲得自身的正當性。無論雙方立場的正義或否，將精神概念的「契約」視為永恆權威的視角，似乎已為多年來馬來西亞社會走向兩極化埋下伏筆。

凱斯勒認為，國陣政府倒向種族及宗教主義，是鬥爭中落敗於回教黨的政治訊號。他指出：「國陣政府領導人在麗娜喬案判決後，更否認和駁斥馬來西亞是以『世俗國』性質立國的歷史理解和事實。政府接受這樣的結果，標誌五十年漫長鬥爭的結束……新的康莊大道正在召喚，而路牌清楚指示著『回教法』。」

在一些民主比較成熟的國家，通常有兩個大黨，他們的分歧不是各代表某個族群發聲，而是意識形態與資源分配之爭。按三位作者的考究，馬來西亞建國之前也曾有過以意識形態為旗幟的政黨，祗是隨著種族政黨的抬頭而慘敗最終解散。雖然如此，他們仍認為，從諸多建國先賢回憶錄及政策實施推測，馬來西亞最原初的社會契約，應是基於對世俗化及普世價值的認同而建立的，但種族性政黨延伸出的種族政治之爭，則讓此一契約推往另一個方向走，形成「兩種社會契約」。

馬來西亞獨立至今已有58年。我們還得遠繞多少年月，才繞得回58年前那條歷史的岔道？

‧書名：《一個馬來西亞，兩種社會契約?》
‧作者：諾拉妮·奧托曼，瑪維斯·普都哲里，克萊夫·凱斯勒 合著
‧出版：策略資訊研究中心
‧出版日期：2010年3月

星洲日報／文化空間‧文：左行風‧2015.02.01